徐教授，作为St.Gallen共识专家委员会的三位中国成员之一，您在会议上对200余个乳腺癌诊治领域的热点问题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。作为2015和2017 St.Gallen共识专家组成员，能否请您分享您参加共识投票的感受和心得？

 

徐兵河教授：今年有三位中国专家参与了2017 St.Gallen共识投票，今年还有韩国、日本、台湾地区的专家参与了共识制定，亚洲国家在全球乳腺癌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。中国专家对St.Gallen会议的关注度很高，国内医生参会人数位居第三。基于前两年的大型研究结果，今年的St.Gallen会议有一些新的内容，今天我将和两位教授一起探讨St.Gallen会议更新的内容，对OFS在早期乳腺癌辅助内分泌治疗中的地位作深入解读。

 

徐兵河教授：2017 St. Gallen国际乳腺癌会议的主题紧扣治疗“加减法”，“加法”和“减法”背后是许多随机对照试验和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在支撑。共识再次聚焦哪些患者需要在术后辅助内分泌治疗中“加”OFS。请宋教授简要介绍2017 St. Gallen共识投票结果，以及相比2013和2015 St. Gallen投票结果的变化。

 

宋国红教授：绝经前早期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的“加法”主要加的是OFS。2013年St. Gallen共识投票显示，OFS在早期乳腺癌中的应用已经被提上议程。由于TEXT和SOFT试验结果发布，2015年St. Gallen共识投票进一步明确了哪些患者需要用OFS，选择联用OFS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：年龄＜35岁、辅助化疗后绝经前雌激素水平、病理3级、≥4个淋巴结转移和多基因检测不良结果。2017年和2015年的投票结果基本一致，根据年龄＜35岁、辅助化疗后绝经前雌激素水平和≥4个淋巴结转移这三项临床病理因素考虑使用OFS得到了大多数专家的认同。在St. Gallen共识中，OFS在绝经前早期乳腺癌中的地位逐渐明确，OFS适用人群逐渐明朗，因此共识能更加精细地指导OFS的临床应用。

 

徐兵河教授：在共识投票中，专家们一致认为年龄＜35岁、≥4个淋巴结转移和化疗后未绝经患者是OFS适用人群，应给予OFS+他莫昔芬（TAM）或芳香化酶抑制剂(AI)治疗。马飞教授，这部分患者人群有何特点？

 

马飞教授：这部分患者是临床上复发转移风险较高的人群。多项临床研究证明，联用OFS可使＜35岁的绝经前早期乳腺癌患者获益；淋巴结转移多的患者复发风险高，需要加大治疗强度；乳腺癌的复发和患者体内的雌激素水平密切相关，对于化疗后未绝经的激素受体阳性(HR+)患者，加强雌激素水平的控制和管理理论上能进一步增加临床获益。

 

徐兵河教授：在中国乳腺癌患者中，处于年轻、生育年龄的患者比例相对较高，至少一半以上是绝经前患者，而国外绝经前患者约占25%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宋教授，您在临床上推荐哪种卵巢抑制的方法？药物去势还是手术去势？

 

宋国红教授：手术去势是永久性的，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比较大，卵巢切除后患者就再也没有生育的可能了。万一患者去势后出现很严重的副反应，卵巢功能也不可能再恢复了。药物去势能达到和卵巢切除一样的效果，而且是可逆的，若患者去势后出现严重副反应，停药后卵巢功能还可以恢复。患者完成既定治疗后，停用OFS还能恢复生育功能。对于年轻患者，我们更推荐药物去势而不是手术去势。

 

徐兵河教授：关于OFS+AI还是OFS+TAM，2017 St. Gallen并未像上次大会那样设置诸多问题，而仅对是否部分患者需要OFS+AI治疗进行了投票，获得绝大部分专家（92.3%）赞成。马教授，您认为哪些患者可应选择OFS+AI，哪些情况下选择OFS+TAM治疗？

 

马飞教授：根据现有的临床研究数据，特别是来自TEXT和 SOFT研究的数据，OFS+AI治疗高危患者的疗效优于OFS+TAM。乳腺癌内分泌治疗时间长，患者的生活质量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，对于不能耐受AI的患者，OFS联合他莫昔芬也是一个选择。存在他莫昔芬代谢障碍的患者可能更适合AI治疗。究竟哪些患者适合OFS+AI，哪些患者更适合OFS+TAM，未来我们需要针对不同人群开展临床研究，给临床提供更明朗的指导意见。

 

宋国红教授：OFS的适用人群是年轻、高危患者，至于OFS联合他莫昔芬还是AI，TEXT 和SOFT研究数据已经给出明确答案：OFS+AI优于OFS+TAM。如果患者没有AI禁忌，我更推荐OFS+AI的方案。既然要用药治疗，为何不用疗效更好的方案？当然如果患者不能耐受AI，OFS联合他莫昔芬也是一个选择。